问题提出
网络是如何进化的？大多数文献都是从关系形成（tie formation）的角度进行解读，很少有学者关注关系衰退（tie decay）和关系消解（tie dissolution）。关系衰退指关系变弱，关系消解则是说关系完全消失。然而，仅关注关系形成的部分无法完整地揭示网络进化的全貌。此外，尽管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对关系衰退进行研究，大部分所探讨的仍然是与关系形成同质性的驱动因素：种族、年龄、性别及其他社会人口学特征。这使得大多数结论认为关系消解和关系形成是两个相似的过程，而忽略了关系消解独有的特征。关系形成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而关系衰退是在已经认识的人中间发生。试想，如果导致关系形成和关系衰退的驱动因素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已经形成的关系又为何会解散呢？因此，关系衰退与关系形成有何不同，仍然是网络研究领域需要探讨的问题。
对他人观点和行为的不同意见对关系衰退和关系消解都有着重大影响，二人之间关系的走向是加强还是变弱，亦或走向终点，依赖于他们对于标准和行为的意见是否达成一致。有争议的问题往往会激发强烈的道德和情绪反应，因为这些问题能够反映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因此可以推测，行为越具有争议，就越难以达成一致，进而导致关系的衰退或消解。
本文选取了医生网络中，在开具处方药方面的争议，以此作为自变量来衡量争议性实践对关系衰退和关系消解的影响。
02
理论假设
面对违背规则行为的分歧，从关系中脱离，转而去寻找更多可兼容的联系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相对于公开对峙，屈从于同行压力以至于最终被同化，主动保持距离可能是一个更容易的路径。随着关系发展到不同阶段，在争议行为方面的观点差异逐渐显露，这些分歧会导致已经存在的关系变弱或完全消解。但是，这些分歧并不会阻碍关系的形成，因为彼时分歧尚未出现。因此提出：
假设1：双边关系中，双方在争议性实践分歧对关系衰退有正向影响，而对关系形成没有影响。
关系一旦建立，一方能否容易地知晓另一方违反规则的实践，也依赖于这些信息在关系中是否显著。如果关系本身的性质能够让实践与双方更相关并且提供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些实践，那么分歧更容易显露。譬如说，一个人更容易发现一起工作的同事违背公司政策的行为，而不容易看到他的邻居的这些行为。因此提出：
假设2：双边关系中，信息的显著性能够调节实践分歧对关系衰退的正向影响。
接下来探讨争议程度对关系衰退和关系消解的影响。已有的文献中大多将关系简单地分为两种状态：存在和不存在。实际上，这过于简化了关系衰退对于关系存续的研究。关系强度（tie strength）的改变贯穿关系始终，因此分歧可能导致强度的减弱而不是突然结束。当一个实践只是偏离了正式规则而没有道德争议时，人们会更加包容这一行为。例如，由于分析失误而导致的财务报告错误，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是无意间导致的。因此，对于较低道德争议的实践，分歧可能只是让关系弱化，而不是直接结束。
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的是高度有争议的实践，他们更有可能结束这段关系。一些极度不正当的实践上的差异往往意味着道德和专业标准上的强烈分歧，能激起更加强烈的反应。已有研究发现，当学者因为“诚信问题”使得文章撤稿，会导致名声急剧下降。当一方发现另一方存在不正当的行为，他可能会停止与对方的交流，以此来保全自己的道德节操，避免“被玷污”以及因有关联而被认为有罪，进而彻底切断这段关系。同时，进行不正当行为的一方出于自我保密、避免被发现或被惩罚等目的，也有切断关系的倾向。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双边关系中，相对于较少争议的实践，高度争议性实践更有可能导致关系的完全消解。
03
实证验证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内科医生的专业网络，共享病人（shared patients）能够帮助建立两个医生之间的关系。共享病人也充当了医生之间信息、学习和建议流动的导管角色。在为病人提供治疗的过程中，医生们更加了解同行的实践，并通过正式的讨论和分享医疗记录来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
共享病人网络提供了一个能够同时观测关系数量和关系强度的情境。研究表明，两个医生拥有的共享病人越多，他的合作关系就越强，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他能够给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联系强度的衡量帮助区分弱化的关系和彻底消解的关系。
04
苯环类药物的处方争议
苯环类药物是一种精神类药物，多用于制作镇定剂，是处方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过量服用苯环类药物可能导致认知功能受损、阿兹海默症和药物成瘾等问题。开具苯环类药物有明确的指导方针，然而临床实践和指导意见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
苯环类药物处方的争议有两种。一种是超长期处方。一些医生并不认为长期服用有问题。在服用苯环类药物的年长患者中，三分之一的人被开具了长达一年的处方，远远超过了指导用量。另一种是医生买通者（doctor shopper）处方，即向不正当用药的人开具处方。这些人付出一些价值买通医生，通过拜访很多医生在短期内获取大量处方药物。显然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这两种实践有着不同程度的道德争议。超长期的处方道德争议较低，而向非用药者违规开具处方道德争议更高。这一差异用来衡量不同程度的道德争议对关系发展的不同影响。
05
数据和方法
数据来自IQVIA LRx处方数据库，时间跨度从2005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数据为纵向数据。IQVIA LRx是一个商业数据库，涵盖了美国65%的所有零售处方。本文选取了其中心理健康领域的处方，涵盖了大约3.9亿个病人和21.3亿个处方。数据剔除了成瘾性药物和成瘾性精神病方面的医生数据（0.03%），因为这些医生可能正在帮助苯环类药物成瘾的病人减少依赖。下面介绍各变量衡量方法。
关系衰退和关系消减。这是本文的两个因变量。关系衰退用关系强度的变化来衡量，当关系强度减小，则发生关系衰退。关系强度用一个自然年内两个医生的共享病人数量来测量，如果T1时期两个医生共享20个病人，到了T2时期共享病人数量变成8，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关系变弱。关系消减用虚值变量来衡量，发生关系消减记为1，否则为0.
争议性处方实践。这是本文的两个自变量，分别是超长期处方和医生购买者处方。自变量从个人层面来衡量，前者用一个医生所有处方中超长期处方的占比，后者用一个医生所有病人中医生买通者占比。
苯环类处方的信息显著性。作为本文的调节变量，用两个医生共享病人中苯环类病人的占比来衡量。苯环类病人的占比越高，医生之间就拥有更多的信息渠道，显著性就越高。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关系惯性、关系同质性、地理相邻性、专业同质性、结构性嵌入、病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06
分析策略
实践差异性与关系形成。首先检验差异性处方实践是否会降低关系形成的可能性。为此，本文研究了邮编地区中没有共享病人关系的医生。
实践差异性与关系衰退和关系消解。收集T1时期（2005年）所有的二元医生合作关系，检验这些关系如何随着处方差异而变化。将T1到T2间的关系强度和关系消解作为基准模型。接下来考虑T1到T4整个时期以及二元对的固定效应模型，这些模型检验对于同一个二元对，是否随着实践差异性增大而导致关系衰退或消解。最后检验信息显著性的调节作用。作者使用最大似然泊松模型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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