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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恩（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从宏观角度，医疗服务需求在经济学上可以被称为奢侈品，因为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一直高于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经济学把需求的增长高于收入增长的产品和服务称为奢侈品），对发达国家是如此，对中国这样处于从贫穷到中高收入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也有同样的规律：中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高于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以后，我们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医疗费用作为奢侈品。经历长期、深度的研究，学术界共识程度最高的判断是基于哈佛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位的研究结论显示，1940年到1990年，老龄化的贡献对医疗通胀（医疗费用上涨）的贡献只有2%。保险贡献了10%，收入增长贡献不到23%，所有这些可测度的因素加起来大概能够解释过去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医疗通胀的35%。而观察不到的部分归因到新的医学技术发展空间，高达65%。另外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的教授得出了类似的结果。那么，让我们来思考中国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通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大家看到了高龄化速度很快，似乎会联系到未来中国长期要面临的医疗费用增长问题。基于2010年和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2010年，2020年中国0到14岁人口比例和60岁以上的老人比例都上升了，而15-59岁人口（劳动力）比例下降。如果把人口老龄化程度（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放在横坐标，31个省市在次均门诊和次均住院费用放在纵坐标，会得到正相关的散点图，人口老龄化程度似乎确实是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但问题是，尽管人口老龄化程度是影响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但其影响是否起决定性作用。根据刚刚两位哈佛教授研究，新的医学技术是医疗费用决定性因素，收入增长次之。收入增长既提高个人购买各种各样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同时又提高人们对很多特殊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包括医疗服务、教育服务。所以在原散点图两变量（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人均住院/门诊费用）的基础上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我们再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医疗费用上涨的解释是否依然成立，或者这个解释被多大程度削弱。在定量模型的设计中，除开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有其他控制变量，如受教育年限、城市人口占比和非公立医院占比，以及平均预期寿命。模型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程度（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过去中国10年的次均门诊和次均住院费用上涨中发挥的作用变得非常次要，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导致医疗费用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公立医院占比。无论我们考察的是人均门诊费用还是人均住院费用，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函数形式（原值或对数形式），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显著提高了医疗费用。另外，非公立医院在某一个省里面占比越高说明市场开放程度越高，竞争程度越高，客观上起到了约束费用上涨的作用。用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代替60岁以上人口比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高度一致。关于医疗需求和健康中国关系，要认识医疗需求为奢侈品的根本属性永远不会改变。我有四个基本判断：第一，人类发展提高了需要（need）：人类的进步，不断降低过早死亡风险，人均寿命增长，从而使得医疗服务客观上需要被增加。第二，收入增长会促进的需求（demand）：伴随经济增长，人们收入与购买能力会提升，进而提高医疗服务需求的可及能力。第三，医疗市场的竞争影响：尽管医疗市场具有若干特性，社会办医促进了市场竞争，客观上发挥了约束费用增长的积极作用。第四，今天有两方面未展开讨论，一是医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以什么方式和程度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发生；二是医疗服务需求与健康促进的关系。关于如何完善相关政策，也有三点启示：第一，人类迈向长寿社会，既是现实，更是追求的目标。因此，退休政策应该积极相应，从强制的退休政策转型为自愿选择，以最大限度满足和发挥越来越多元的个人偏好和主动作用。第二，生育政策的调整。基于近年中国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的长期经验，发展应该是“最好”的优生选择。因此，放开生育的行政干预势在必行，无论对优生还是促进人口增长红利都是国之上策。第三，医疗技术进步是医疗服务需求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加强新医学技术的经济学价值评价是完善国家医保制度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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