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0年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1. 中国制药与生物技术行业市场保持高速发展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2020年我国医药市场规模将达1.7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0%。其中，生物药市场规模增速最快，同比增长18.5%，2020年预计可达3697亿元人民币，并以19.1%的5年复合增长率大幅领先化学药和中药市场。
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1~12月我国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医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8.4%，显示出非常强的市场热度。
从专利药和仿制药的维度拆分来看，2020年专利药市场规模可达96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0%，占整个市场的比重将达54.6%；仿制药市场规模7,508亿元，同比增长3.7%，市场比重将达45.4%。
相信随着创新药物相关政策利好、医药企业研发支出增加、创新药投资热度增加等，创新药市场仍会实现较快增长，且未来在中国医药市场的占比还将进一步提高。
（1）国产创新药赶超全球研发进度，多个药物获得FDA认证
在过去的3年间，选择在海外开展新药临床试验已逐渐成为当前中国创新药公司进行国际化布局的一大常态，诸多公司实现从追随全球热门靶点药物到在某些领域抢占First–In-Class / Best-In-Class的转变。
2019年11月，百济神州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zanubrutinib）获FDA批准用于治疗经治的成年套细胞淋巴瘤，成为首个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和首个在美国获批的中国自主研发抗癌创新药，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跟随泽布替尼的脚步，多款国产创新药已在美国处于临床后期，有望扩展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的版图。
在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领域，部分国产创新药也获得了FDA的认可。2020年，中国创新药在FDA审批收获颇丰，十余款药物获得审评审批加速、突破性疗法和孤儿药认证，国内第一批出海创新药已初具全球竞争力。
（2）Lisence-In&Out均实现大爆发，国际化合作日益频繁
国产创新药的升级同时也体现在国际化的合作上。以往中国药企更多是从海外早期或中期Biotech企业引进产品以丰富管线，但以百济神州与Amgen达成多个产品的战略合作为例，2020年中国药企无论是在license-in或license-out都加速了与跨国大药企的合作，且在交易金额上也位列世界前列。
License-in方面，2020年，中国药企达成的license-in产品交易超35个，合作模式涵盖单个产品至技术平台引进，是当之无愧的licence-in大年。在这其中，值得关注的交易有：
信达生物与罗氏达成20亿美元合作，以开发通用CAR-T疗法和TCB双抗。
君实生物与Revitope达成合作协议，引进后者开发的双抗原导向T细胞嵌合活化专利技术平台，开发5款CD3双抗。
百济神州引入BioAtla的肿瘤微环境条件活化抗体技术，以解决CTLA-4抗体的毒性问题。思路迪医药花费4亿美元引进针对WT1的肿瘤免疫疫苗GPS和通过抑制GAS6-AXL信号通路传导而调节肿瘤微环境的AVB-500。
License-out方面，相比往年每年只有1~2个对外授权的案例，2020年国内药企对外授权案例数量超15个，从产品到技术，多个项目首付款过亿美元，实现了量和质的双重突破。从对外授权的火爆程度看，中国药企的研发能力已初步得到了海外市场的认可。值得关注的交易有：
天境生物的CD47单抗lemzoparlimab，Abbvie以总金额近30亿美元获得其在大中华区以外的权益，创下2020年交易金额纪录。
礼来2020年从中国获得了3个新药的授权，除了与信达继续扩大基于信迪利单抗在全球的合作之外，还从君实收获了新冠中和抗体的海外开发权,并从复星医药获得了BCL-2抑制剂在海外的权益。
在热门靶点SHP2上，加科思完成其两款抑制剂的对外授权。
和铂医药、药明康德和天演药业的生物抗体、ADC等技术平台也达成了多个对外授权交易。
2. 疫情推动生物科技领域投融资热度空前
回首2020，新冠疫情于年初时爆发，1~2月蔓延至全国，后迅速扩大至全球。在疫情和政策两大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国内医药行业整体呈现先抑后扬的表现，全球生物制药行业也出现空前的热度。
疫情对医药行业的利好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资本层面。一方面，疫情让更多的人关注并重视医药行业，市场关注和热情大幅提高。另一方面，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全球各国政府应对疫情均采取了部分逆周期的政策和手段，利好生物科技类高风险资产；我国当前货币政策较为宽松，且财政政策也支持生物医药类国家重大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整体而言，疫情在资金层面为创新药企业提供了非常积极的资本环境。
海外生物科技市场持续火热，2020年美国生物科技领域一级市场融资数量上升至近200件，融资规模增加68%达到128亿美元，下半年融资数量上升，三季度融资数目和总金额全年最高。
中国生物科技领域一级市场融资于2020年出现爆发式增长，全年融资数量增长超过200%，融资规模增加近300%，达到近40亿美元。疫情期间一级市场表现火爆，二季度单季融资总金额占全年40%，前三个季度融资数目逐步增加，四季度有所放缓但融资金额仍较高。
科创板和港股退出机制明确，二级市场表现超预期
科创板自设立以来，医药及生物科技公司IPO数量及发行总市值迅速走高，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略有下滑，但三季度迅速回升，IPO数量及金额创历史新高。
就符合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的研发型企业而言，大多发行市值集中于100~150亿元，治疗领域聚焦肿瘤，且均有创新管线，但整体处于临床后期研发阶段，在符合创新概念的同时降低了监管机构非常关注的研发风险。
作为创新型药企上市的另一个重要渠道，自2017年开始，港股医药与生物科技公司IPO数量逐年增长，2020年医药与生物科技公司赴港股上市热情高涨，IPO发行总市值增速达65%，IPO数量创下新高。
同时，2020年下半年港股18A迎来爆发，IPO数量与发行总市值均创历史新高。2020年上市的16家医药与生物科技公司中，14家为18A，未盈利企业上市已成为常态。
3. 监管及政策环境助生物科技行业迈入“快车道”
（1）审评审批提速，准入通道通畅
2020年3月30日，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并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设立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特别审批四个加快通道”的修改为创新药的加速审批打开了新的路径。如今政策导向已经从大方向上鼓励创新, 逐步升级到细化至临床价值和临床需求。
这一演变亦与国际趋势同步。FDA多年来一直在使用这些加快药物开发与审评的工具，2011至2018年间，FDA批准的367种新型药物和生物制品中，200个（54%）至少使用了一种加快开发的审评工具，其中44个（12％）为加速批准。
新版管理办法发布后，2020年8月CDE官网公布首个拟突破性疗法，南京传奇生物的LCAR-B38M CAR-T拔得头筹，率先纳入优先审评的新药包括恒瑞医药的TPO-R激动剂海曲泊帕乙醇胺、基石药业的KIT/PDGFRA突变激酶抑制剂阿泊替尼、君实生物的PD-1抗体特瑞普利单抗、百济神州的PARP抑制剂帕米帕利胶囊、以及和黄医药的MET抑制剂沃利替尼。
2020年CDE受理的1类新药IND数量快速增长并再创新高，超过20个国产创新药提交了上市申请，国产新药获批数量超两位数。随着近年来IND数量的爆发式增长，结合审评审批通道的升级，预计未来国产新药每年获批的数量将保持持续增长。
（2）医保谈判成常态化，品类持续放大，创新仍为主旋律
2015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提出分类采购的新思路，要求对部分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201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卫计委等16个部委建立起部门协调机制，组织开展了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
自2016年第一轮医保药品的准入谈判起，至今已完成共五轮医保谈判。其中谈判品种自第一次的替诺福韦酯、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三个品种上升至第五轮的162个，平均降幅维持在40%~60%之间，疾病领域涵盖肿瘤、肝炎、心脑血管、糖尿病、风湿免疫等多个重大病种。
在最新一轮的医保谈判中，谈判后有66个品种调入医保目录内，30个为本土企业生产，其中PD-(L)1领域恒瑞、君实、百济尽数入围，而默沙东、BMS、阿斯利康、罗氏等跨国药企的PD-(L)1均未被纳入，更多的本土药企预计将通过谈判实现以价换量，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除医保谈判外，带量采购也已进行三次，第四次即将启动。2018年11月国家医保局在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正式发布公布《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第一批目录共31个品类，试点范围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和西安共11个城市，共25个品种中选，其中原研药仅3个共占比12%，国产替代效应明显。
此后，带量采购规则进一步完善，允许多家企业中标，允许同一药品不同企业中选价格存在一定差异，逐步建立起常态化、规范化、全国覆盖化的长效机制。目前，带量采购已扩展至全国，品种上升至90个，采购前市场规模持续增加，剂型范围不断扩大。
2020年医保资金在疫情方面投入较大，疫情过后医保控费力度可能会加大，对支付端造成进一步压力。随着医保谈判和集采政策逐渐向常态化发展，未来更多药企将在支付压力下倒逼由仿制向创新转型，从长期角度看，创新仍会是不变的主旋律。
（3）DRGs元年联合DIP，深度优化医保支付方式
我国过去的医保主要以按项目付费（FFS）支付和总额预付为主。
按项目付费支付是指根据诊疗过程中发生的具体项目和数量给予事后付费，多做项目多赚钱，因此容易导致过度诊疗；总额预付是指现行医保总额预付制度,主要是把区域基金分配到各家医院，不考虑医院业务量变化，按照历年水平进行调整，一定程度上导致医院不接危重症等难治病例的现象。
欧美和日本自80年代起已开始探索DRGs付费方式，即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s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主要诊断、病症、手术处置、疾病严重程度及合并症、并发症等因素，将临床特征相近的病人分入一组，以组为单位确定打包的医保支付标准，各地医疗保险机构以此标准对医疗机构进行预先支付。医院在收治参加医疗保险的病人时，医疗保险机构按照该病种的预付费标准向医院支付费用。
2019年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关于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确定了北京、天津、河北邯郸等30个城市作为DRGs付费国家试点城市。经过3年的正式酝酿，各试点城市2020年下半年模拟运行，2021年启动实际付费，成为我国DRGs元年。
在DRGs试行半年后，我国同时又引入了DIP分值付费体系，2020年11月公布的试点城市达71个。DIP则不再细化医疗机构的总额控制指标，而是将项目、病种、床日等付费单元转化为一定点数，年底根据各医疗机构所提供服务的总点数以及地区医保基金支出预算指标，得出每个点的实际价值，按照医疗机构实际点数付费。在DIP制度下，医疗机构若想获得更多的分配额度，则需要更高的点数，促进医院提供更多高效并经济的医疗服务。
无论是DRGs分组付费还是DIP分值付费，两者都是针对住院病人的分类，本质均是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DRGs/DIP导入后，医保部门可更好地控制医保支付总额，而医院则需控制单次住院费用，迫使医院提升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抑制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同时提高诊疗质量以期获取更高的点数。
当然，每一个全新制度的导入都伴随潜在问题，如夸大患者病情套用重症费用标准、为节省成本而减少必要的诊疗项目、资源向三级医疗机构倾斜等。未来DRGs和DIP是二选一或共存尚未确定，实际的效应仍有待验证及完善，但我国多元化控费的大方向已非常明确，药企及医院降价控费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4）商业保险初露头角，个人支付能力持续提升
如果说医保是基本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那么商业医疗保险则是差异化的个体选购。目前来看，商业保险的发展环境相对健全，政府一方面支持私立医院的开设与运营，另一方面出台相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直接或间接刺激并鼓励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
相比美国发展成熟的商保体系，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地域发展不均衡、产品形式有限、保障条款不规范等问题亟待解决。但随着居民健康意识与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个人或企业加入商业保险的行为越来越常见，我国健康险近年来整体发展快速，保费收入保持增长态势，相应私立医院已多达上万家，预期未来将成为医保基金支付以外的另一大支撑。
4. 前沿技术大放异彩，众多技术值得关注
（1）mRNA技术领衔新冠疫苗研发，必将改写疫苗行业大格局
传统疫苗通常需要8年或更长时间才能从实验室推向市场，这一过程包括设计、开发、临床前测试、临床试验和法规审查。而由于mRNA疫苗具有设计快、生产快的技术优势，在新冠疫苗研发竞赛的一开始就迅速成为首批上市新冠疫苗的最有力竞争者。
事实也是如此，全球第一个被批准大范围使用的新冠疫苗为BioNTech与辉瑞合作生产的mRNA新冠疫苗，不仅安全性佳，其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保护效力达90%，另一款来自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的保护效力也达到了94%，表现优异。
据统计，mRNA疫苗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接种人数最多的新冠疫苗，其保护效果和安全性目前得到了真实世界数据的支持。这些数据预示着mRNA技术具有抵御未来传染病爆发的潜力，利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科学挑战，而更像是一个工程问题。
有理由相信，整个疫苗行业大格局都将随着mRNA技术的应用而改写。同时，基于mRNA疫苗的技术机理和作用路径，人们对利用mRNA疫苗攻克肿瘤同样充满期待。
（2）AI+药物研发成为新药研发新路径
一般而言，创新药物的研发、上市过程需要耗费数十年，并花费数十亿美元，且失败率达90%以上。
2020年，FDA共批准53款新药上市，其中35种是小分子药物，而且这些药物大部分都是根据已知分子靶点设计出来的，发现能够作用于广泛适应症新靶点的新分子极其罕见。而伴随着药物研发数据的高速累积和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技术（AI）的加速发展，AI在新药发现的应用日益增多。
相对于传统的方法，原则上，AI可以更快、更低成本并能做出更好的决策，尤其是在合适的数据或模拟允许的情况下。从药物靶点发现、虚拟筛选、药物合成，ADME-T（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和毒性）性质预测和理化性质（如晶型）预测，药物重定位，到药物临床试验管理、患者招募，再到药物警戒应用和真实世界证据生成，AI与药物研发全流程的融合在探索中前进。
5. 产业变革下新玩家涌入，但基于创新的价值追求不变
（1）不同角色的新玩家聚焦中国创新，重构医药产业
在中国创新药行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下，越来越多的新玩家开始加入到这一赛道中。
一方面，传统医药企业逐步重视并拓展创新药业务，同时持续提升的行业热度也吸引了众多科学家着手创业加入其中。另一方面，在国内产业巨头布局医药投资的同时，海外药企也在中国设立投资据点，美元基金在中国市场的投资越发活跃，中国创新已进入到全球玩家的视野。
除了恒瑞医药、中国生物制药等国内传统药企转型创新药企的成功典范外，国内仍有数以千家的传统药企，目前他们也在进行着自我创新和业务迭代，成为创新药行业的新玩家。特别是在其中有很多上市公司，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谋求将其创新药等业务板块独立拆分，以加速推动创新药管线的业务进展。
随着国内创新药行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玩家也陆续参与到生物医药的投融资市场：
地产领域的巨头碧桂园在2019年成立碧桂园创投，在健康领域已完成迈博斯生物等多笔投资。
阿斯利康与中金资本联合成立的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基金已经完成10亿美元募资。该基金是阿斯利康在全球募集的首个、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医疗健康产业基金，也是阿斯利康产融结合在中国嫁接的首次实践。
多家美元基金在2020年参与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融资。康乃德、云顶新耀、荣昌生物、益方生物、北海康成等数家企业的投资人中出现RA Capital、Janchor Partners、Cormorant等机构的身影。
未来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在企业百花齐放、玩家多样化的背景下，管线评估与估值判断等投融资体系将得到不断完善。
（2）后疫情时代价值回归，企业唯拥有持续创新能力才能长期获得认可
进入2021年后，在疫苗接种普及、防疫成为常态的背景下，疫情带来的影响预期将会逐渐淡化，行业或将更加侧重中长期逻辑的演绎，管线产品的创新性、临床数据、团队执行力等真正体现产品价值的各项维度预期将成为市场定价的首要标准，这对产业玩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2020年科创板生物医药标的供给增加，审核已略微收紧，泽生科技与亿腾景昂终止上市，7家第五套标准上市公司中已有2家破发，估值回归明显。科创属性认定中的隐性要求与退市规则的明确也体现了审核的不断收紧。
其中，科创属性要求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5项以上，最近三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5%以上，或最近三年研发投入金额累计在6,000万元以上，因此纯license-in模式公司在科创板需谨慎对待。
退市规则则申明第五套标准上市公司在第4个会计年度如果同时满足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则发出退市警示，鉴于创新药三期临床到上市销售一般需要3~5年时间，反推可得拟第五套标准上市公司至少需要有进入临床3期或注册临床的管线。
港股2020年则两极分化严重，扎实的基本面方能支撑较高估值。和铂医药、先声药业、药明巨诺接连破发，永泰生物IPO之后的第20天破发，7家赴港上市药企曾经破发。
总结来看，股价不尽如人意的企业主要聚集在拥挤赛道，产品的临床价值从市场空间及后续的研发潜力受到质疑；而表现优异的医药与生物科技公司则具备市场前景、创新研发、管线布局三大成功要素。
未来管线是否丰富平衡且层次分明、自研产品是否具有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潜力、License-in产品是否拥有相匹配的临床推进能力、赛道是否着眼肿瘤及自免等大市场或高潜力专科领域等将成为估值差异的原因。
此外，在资本市场热情一片高涨的环境下，药物研发的风险可能被短暂的繁华所掩盖，但多家上市药企接连终止临床的公告仍为投资人敲响了警钟。可能在很近的未来，创新药企的股价振幅将持续大幅波动。比如：
百奥泰2月8日发布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HER2-ADC BAT8001三期临床试验未达到相比对照组（拉帕替尼联合卡培他滨）的预设优效终点，2.26亿元研发费用可能付诸东流，股价应声下跌18.73%，成为科创板发行企业产品线中终止临床的第一个品种。
和铂医药的合作方Immunovant出于安全性问题终止MVT-1401在海外的临床试验，消息发布当天和铂医药股价大跌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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